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革命和建设。而在这两个阶段中，都曾经遭遇过极端的困难；最后，也都是通过思想路线的根本性转变，摆脱了极端困难，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先后组织、发动和领导了工人运动和农民，并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展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掀起了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的高潮。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党领导的革命陷入空前危机。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中心城市拥有强大武装的情况，模仿俄国十月革命，想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攻占大城市，夺取革命的胜利。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不得不进入湘赣边界偏僻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以保持和发展革命力量。

挫折，开始唤起人们理性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遭到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夺取城市，夺取全国胜利。

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震惊与恐惧，开始集中兵力，先后五次围剿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开始逐渐摆脱那一时期普遍存在于党内并严重影响革命发展的教条主义思想，有所淡化“模仿苏俄”的思想意识，积极从敌我实力对比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策略与方法，先后有效地应对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就在革命根据地逐渐得到巩固之时，共产国际的干预，缺乏实际革命经验教训的王明等人，陆续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和红军的关键指挥；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再次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主导思想，并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最终失败，党和红军丧失了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党和红军被迫开始了艰险危难的战略转移。

到达贵州遵义之前（1935年1月），中央红军已由原来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党领导的革命处在了生死攸关的时期。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思想的迷失必然导致行动的混乱。人们常说“灾难教育人”！这种教育的根本内容，就在于思想认识；这种教育的实际作用，就体现为思想转变过程；这种教育的能否实现，则取决于遭遇灾难的人是否愿意和能够吸取经验教训。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正是实现党在生死关头发生思想转变的具体过程。

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面对革命力量锐减，为保存有生力量，党的领导集体决定放弃原本去往湘鄂川黔边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

在革命根据地丧失、革命力量锐减、生死前景未卜的严酷形势面前，党的领导集体不得不理性地面对现实问题。1935年1月，党的领导集体召开遵义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构建了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奠定了新的组织基础，也标志着党的领导集体思想转变的开启。这是党在革命阶段重大转折的一个重要方面。

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党的领导集体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通过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四渡赤水过程中，面对敌强我弱、各路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党的领导集体在以毛泽东为主的党的最高领导的影响下，逐渐明白了中央红军现实面临的最大实际和根本需要，逐渐明白了怎样行动才算符合这种最大实际和根本需要，党的领导集体从正确处理“打”与“走”的关系入手，明确了“打”是手段，“走”是目的的原则，走出了囿于局部忽视全局、沉迷愿望忘记实际的认识局限，实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实际的思想转变，成就了将本能求生的战略转变升华为理性巧妙的战略转移，为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孕育着新的思想路线，完成了党在革命阶段重大转折的另一重要方面。

遵义地区是党领导革命的重要转折之地，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是这一重要转折的载体，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实际的思想转变则是这一重要转折的实质。

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实际的思想转变，引导党和红军逐渐走出了生死未卜的困境。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党的领导集体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克服张国焘分裂行为带来的问题，最终确立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1936年10月，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实现了大革命失败后战略转移的最后胜利。

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实际的思想转变，引导党的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为主的党的最高领导集体最终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并在实际的革命行动中认真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记录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是党的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从《毛泽东选集》1935年底之后的文章，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到《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联合政府》，无不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正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党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今天，当我们学习党史、提高思想认识之时，在我们回顾“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这些党的重要历史事件之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事件本身的了解，我们需要透过历史事件去发现指导我们今天工作和生活的东西。“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的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而实质则是思想路线的转折，是党在革命阶段由教条主义向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转折。因为这一关键性的思想路线转折，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得以创立、全国革命胜利得以实现。实际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曾经历这样的转折，也得益于这样一种思想路线的转折。

在我们今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每个党员在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处理问题时，需要牢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是我们把党的各项原则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于口号的根本指南。

（西南林业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胡军）